佈道對話的時代性意義

在近百多年來,不少華人信徒在問,當我向華人佈道的時候,對方反問我一些處境性的難題的時候,我怎樣回答?

甚麼是處境性的難題呢?

──1880年代:「你們基督教要人忘記祖先!」

──1920年代: 「你們入基督教的中國人被洋人利用,踐踏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的尊嚴」

──1990年代: 「你們基督教在非人化的科技浪潮中,不及“儒釋道教”對人尊嚴建立的層次,因此是次等宗教」

以上三個不同時代的發問,反映了中國基督教百多年來面對不同時代衝擊的焦點所在。

第一個時代衝擊焦點在於中國人以祭祖儀式作為凝聚家族倫理的焦點,可是當中卻充滿了供奉陰間權柄以使今世人得福的涵意;因而變成了拜鬼的宗教,而不是「尊敬先人的勞苦,繼承其志向,激勵下代奮發的積極生命情操。」

在19世紀下半,中國教會的領導層以外國差會傳教士為主,他們針對這種祭祖儀式而釐定的信徒生活原則綱領:信教者就要與祭祖禮儀劃清界線。這無形中是叫信徒與親族保持距離。因而形成願意追隨基督的中國人面對一個生命重大的決定,甚至是一種與親族決裂的決定。這在看重"融和"的中國文化傳統的社會裡,所引起的反對浪潮是十分巨大的。

  時代在轉變,今天的中國基督教大致上已經能夠消化了這個問題(客觀社會觀念也改了),教會也懂得教育信徒如何用委婉的言詞及變通的情理來應對,使信徒既能在堅持不拜陰間權柄的大原則下,也達到了數典不忘祖的孝義。

  第二個衝擊焦點來自直捲中國的國內、外的政治鬥爭,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也在當代刮起了如旋風般的新文化運動。暴風所及,也形成了一股反基督教運動的浪潮──當代對基督教的攻擊論點是華人信徒只顧自己,不理會國家危難,也帶頭諂媚洋人。為此,基督教也因應時代,形成了一股反旋風力量:由差會、外籍傳教士大力支持下,中國領袖及信徒站出來,帶領推動由中國人「自治、自養、自傳」的基督教會的運動;基督徒知識份子也在孫中山的革命(新)精神帶領下,繼續在中國新時代奉獻自己。這一代基督徒的不亢不卑的精神,為中國基督教的群體見證方向奠定了理論和實踐的基礎。

  第三個處境性發問是在近代華人知識份子中,以探索新儒學文化中對基督教發出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是:「儒釋道教提出人人皆可成孔子、成佛、成仙,但基督教卻不能稱人人皆可成基督」。他們提出,基督教在人自我宗教提升的層次上,較「儒釋道」低一些。

佈道對話的時代性意義

  這個問題正是筆者想藉本文的演繹,提醒信徒在佈道對話時,應留意的兩點:

  留意發問人的情結(他/她在成長過程中被纏繞的問題)!不要陷入發問人的邏輯系統中!

舉以上第三個發問作例子:中國人在面對知識全球化,生活規律科技化的浪潮衝擊下,嘗試找出:「宗教本土化,文化趨向自我意識化──在自我意識的提高過程中尋找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文化主題(人可以自己得道,達到最高境界)」。

筆者建議今日基督徒的回應方式,簡單的公式如下:

得道的境界不是由自己去走每一步(完成全程),而是踏出決定的第一步(接受基督)。

  從蘇格拉底、馬克斯至今,思維方式都是正、反循序演繹的過程(中國也有陰陽調和的道理)。因此,「得道的最高境界」也不一定是同等的直線關係;也可以是對等調和的關係。聖經中清楚說:耶穌是新郎、基督群體是新婦。這位新婦不單地位高貴,也是創造主看為與祂平等的。

  因此,若用宗教比較框架探討「得道」命題來說:「作新婦」的信徒得道涵義一點也不比其他宗教的成孔子、成佛、成仙為低。

 

小結

  中國基督教在朝向廿一世紀,在群體見證模式及文化對話的塑材上已結出了初熟的果子。那麼!信徒應如何裝備自己,使自己在運用文化對話來佈道的時候,使自己不再打敗仗呢!


○蕭卓芬